我们的社会已经由红色大学校变成了黑色大染缸
纤夫
毛泽东时代好，不仅是好在为人民建立了一个资源共享，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们平等劳动，共同致富的新社会，而且好在把社会建成为了一个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的红色大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成功改造了末代皇帝溥仪，使这位封建复辟帝王和叛国者，最终成为了人民公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还改造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他们被释放归国后，大多数人走上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促进中日人民友好的道路；还改造了大批伪满洲国和国民党的汉奸、战犯和军政特务，挽救了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使他们改恶从善，弃旧图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人们说，解放后，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然而，中国自从进入“特色”以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鼓吹竞争致富，盛行掠夺发财，只讲“鸡的屁”，一切向钱看。于是，社会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成风，坏人当道横行。为了致富，为了捞钱，官员、富人和歹徒，凭着他们手中的权力、财富和屠刀，各自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杀人越货，犯案坐科，社会犯罪率翻着番地上升，为新中国建国后27年所未有。
在毛泽东时代，贪污1万元就要被杀头，所以干部敛财犯罪的极少。社会上，抢劫、诈骗、制假售假、暴力伤害、流氓、强奸等犯罪也少有发生，至于组织黑社会、制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则完全被消灭。当年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一、二年内也不会出现一起行凶杀人案件。人们说，那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这种良好的社会状况，都是有历史档案和媒体资料可查的，也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亲历的。
如今，这个让人民真正安居乐业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代之的是一个恶吏如虎，匪盗丛生，陷阱遍地，罪恶倡行的富人天堂。在这个社会里，不要说一般社会成员，仅“社会精英”——官员队伍的犯罪率之高就令人触目惊心！30多年来，上至封疆大吏，政治局委员，下至乡官地保，村头书记，几乎无官不贪，官官相护，事败之后，锒铛入狱，其人数之多，早已经超过了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所牺牲的人数！污蔑文化大革命“迫害干部”，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连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中都官复原职，掌管党政军，而“盛世”空前的今天，却不止百万官员，因为喝了发财、享乐的迷魂汤，由人变成了鬼！
更令人忧虑不堪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劣，犯罪日益低龄化，打击犯罪已经“从娃娃抓起”。在毛泽东时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教育青少年们以劳动为荣，以为人民服务为本分，长大后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报效国家和人民。今天则不然：家长要的是孩子长大以后能当官发财，成为人上人；学校要的是高考分、高升学率和高收入；而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商业化，要的是趣味性、娱乐性、刺激性，要的是“票房价值”和“收视率”。于是，什么吃喝玩乐，胡作非为，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寡廉鲜耻，男盗女娼的东西都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成年累月、潜移默化地污染着青少年们的心灵，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罪犯！
社会已经成了一个黑色大染缸。
这里介绍三篇媒体报道，我们从中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如何把罪犯改造成好人，而今天又是如何把好人变成罪犯，以及如何使罪犯代代相传，繁衍不绝的？
一、毛泽东时代把死刑犯改造成专家
王灿文是一位从一个大贪污死缓犯改造成为辽宁省政协常委、锦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锦州市主任委员的中国电热工程专家。他说：“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科技成就，全靠政府对我的改造和培养。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将世世代代不忘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
1920年，王灿文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一个地主兼手工业主的家庭。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当时有名的学府福建省立龙溪中学，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
1944年春，王灿文从交通大学毕业。被国民党政府统一征调，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到美军驻昆明工程处，给美军顾问当“翻译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灿文进入国民党上海伪资源委员会电业管理处工作，后又调入该委员会所属的全国电厂驻上海联合办事处。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王灿文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男盗女娼，腐化堕落的恶习。
1949年上海解放后，王灿文因为有一技之长，被人民政府留用在华东工业部工作，负责电机电器产品的检验。从1950年起，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利用职权，伙同上海的不法商人偷窃国家仓库物资，投机套购，倒买倒卖，从中贪污受贿达3．7亿（人民币旧币，折合现币3万7千）多元。因此，王灿文被上海市公安局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产罪，考虑到王灿文年轻、又具有大学文化和专业技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处死缓后，王灿文错误的认为“官场贪污人人皆有”、“我撞上了‘枪口’，当了‘典型’”，他企图自杀。正在这时他看到了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后，使他深受震动。他想：刘、张都是为革命赴汤蹈火，做出重大贡献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贪污犯罪都要被判处死刑，自己是个国民党留用人员，政府又分配负责产品检验工作，却以怨报德，犯了贪污大罪，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是罪有应得。然而，政府却给自己留了命，共产党纪律严明，对事不对人，是光明磊落的。他从思想上彻底想通了，从而稳下心来，决心老实改造，积极赎罪，重新做人。
一切犯罪都是从脱离劳动开始的，劳动是消除一切社会疾病的消毒剂。也正是劳动，使王灿文恢复了理智，看清了前途，打消了“死”的念头，懂得了清白做人的真蒂。
王灿文被送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后，监狱将他安排在铁工厂劳动，把生产电器控制车床的设计任务交给了他。他安心服刑，积极劳动，表现良好。
不久，上海市郊建成一个“劳动工具厂”（即现在上海市五角场监狱），监狱领导决定调王灿文去该厂从事工艺设计和施工劳动。王灿文来到工具厂后，大显神通，在工艺设计和施工劳动中解决了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使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按时完成。
经过两个监狱两年多时间的劳动改造，王灿文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嘉奖，并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
从1950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东北特别是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上马的项目很多，但技术人才却非常短缺。当时辽宁省锦州新生电机厂迫切需要懂得电器的内行。省公安厅即向公安部提出请求支援技术犯人的报告，经研究，决定将技术尖子王灿文调往东北服刑改造。
王灿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思想波动很大。为了消除王灿文的家庭顾虑，临行前，安排了他的家属两次来监狱探视。他爱人看到他顾虑重重，就对他说：“家里的事，政府照顾得很好。当我生第三个小孩时，里弄居民委员会给请了接生医师，以后里弄托儿所又给看管小孩，并帮助我去政府登记学习就了业。哥哥、弟弟都在人民政府关怀下参加了工作，家里生活得很好。你到东北后，要好好学习改造，不要惦念家。再说，上海有许多科技人员都响应党的号召去了东北，在那里你会大有作为的”。爱人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1955年，劳改支队接受了为松江电炉厂试制配套盐浴炉变压器的生产任务。工程技术人员遇到了技术难题，支队叫他参与帮助攻关。他仔细翻阅了随身携带的技术书籍，却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和答案。这时队里的赵希田工程师和几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同他一道研究，启发思路，反复实践，从中找出规律，圆满地解决了技术问题。这使王灿文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最有办法的人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认识到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重要性。
1955年下半年，支队领导把国家安排的仿苏式系列磁力起动器的制造任务交给了王灿文，又抽调技术较高的钳工（犯人）配合他进行试制。经过几十次反复试验，共试制成功5类62种热电器元件。总结出55种工程设计和计算公式，均被国家确认使用至今。
王灿文在改造中，政府对他的点滴改造成绩，都考核记载；对他的微小进步，都及时给予鼓励。由于他改造成绩突出，1956年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2年。
后来，王灿文又先后完成3千安培直流高速断路器和汞弧整流器配套设备的阴极高速断路器的设计任务。
由于王灿文做出了突出改造成绩，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受到了监狱领导的好评。1957年9月1日，在支队召开的劳改积极分子大会上，王灿文被宽大假释。在会上，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爱人坐在主席团台上，爱人告诉他：“我在上海工作生活都很好，政治上一视同仁，生活上照顾周到，没有因为你被关押改造而受影响。学校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领导同样信任我。”又说：“这次来开会，是政府邀请来的，并被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各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改造取得的成绩是与家庭帮助分不的。”
王灿文被假释后，更加相信党的政策，决心为经济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又为北京电车公司研制成功了公共电车电源整流器的1千安培直流高速断路器。为了更好地发挥王灿文的一技之长，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在有关科技人员陪同下，王灿文外出去上海等地参观学习。此时，在辽宁、上海等地领导和公安部领导的关怀下，将他爱人调往锦州工作，被安排在一所中学任音乐教师（其爱人系重庆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支队还按总工程师的级别为他安排了住房。
1958年9月27日，王灿文被特赦。从判处死缓到被特赦释放，在监狱实际执行刑罚九年半，王灿文创造了中国监狱减刑史上的最高纪录。
王灿文被特赦后，从1960年起到1965年间，先后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第一台20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鉴定时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特别是在我国有关科研单位的帮助下，王灿文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轰击炉，被称为“机电之花”。
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得知锦州一个劳改工厂的贪污死缓犯因设计出尖端真空冶炼设备而摘了“帽子”的消息时说：“劳改犯办了许多事。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行，他们有才能，没有才能他反革命干什么？在一定条件下，他能做很多的事。有功的可以摘帽子，有的还可以奖励。”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无限悲痛，王灿文十分怀念毛主席，他深知自己如今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党和毛主席就是再生爹娘，他被指定参加了为毛主席制作“水晶棺”的工作。
王灿文由一个大贪污死缓犯，最终被改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并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由于实行公有制，提倡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因而是一个重视培养人的社会主义道德风貌的社会；在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又是一个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造坏人成为好人的社会。
（根据公安部朱文友/文）
二、今天，“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沦为诈骗犯
本报讯
作为曾在汶川地震中救出了29个人的陈岩，曾经是四川德阳的明星，受到许多政界和媒体的追捧宣扬。陈岩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全国抗震救灾模范”。仅省部级荣誉陈岩就获得了37项，奖杯、奖状装了满满4箱子。然而现在他却因诈骗罪，站在被告席上。
陈岩成名后，开始经常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到处领奖，花销也渐渐变大，忙于出席各种活动的他，甚至因此辞掉了工作。没有收入，陈岩的经济来源只能靠之前的积蓄，但他却并不愿意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水准，按照陈岩的原话说是“档次降不下去了”。
据陈岩交代，一开始他并未对被害人刘女士起心诈骗。后来他因资金接不上，才起了借此骗钱的心。
2010年底，陈岩以给刘女士的女儿和女婿安排正式工作为由，骗取刘女士12万元，并将骗取的12万元都挥霍在高档场所的消费上。
15日，四川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对陈岩诈骗一案进行宣判，陈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
（2013年11月21日《快乐老人报》摘编自《成都商报》）
三、从“留守儿童”到“问题青年”
辍学的青少年
2013年12月22日，冬至。这天，荔枝坑很多村民早早出门置办冬至的晚餐。但肖秀民一家，没有动静，也没有心情。肖秀民是广东省廉江市石城镇荔枝坑村村民。一个多月前的11月13日，他的女儿肖晓雯突然消失。次日，有人用他女儿的手机发来短信，要求给15万元。谈到最后，对方说“至少给四五万元”。连续两天两夜的博弈后，警方终于将这个神秘人捕获：凶手鹏仔，19岁，同是荔枝坑人，和被害者同属一个宗族。但肖晓雯在案发当日就已经被他杀害。整个案件看起来就像一起绑架撕票案，“其实是一起强奸杀人案。”石城镇派出所所长邓伟平说，凶手很狡猾，让警方误认为是绑票案，凶手心理素质非常好。3年前，鹏仔辍学后，就一直呆在家里。
廉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负责人介绍，农村辍学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已日趋严重，此前，发生在廉江的很多大事件，施暴者大都是辍学的青少年。
拥有170万人口的廉江市，是广东湛江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最近几年，廉江为更多人所知的，不是因为它是“电饭煲之乡”，而是很多令人错愕的案件。
农村犯罪低龄化
案件背后的实施者大都是一群辍学的青少年，年龄都在20岁左右，廉江的农村人。廉江市政法委书记余庆创坦承，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农民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且呈现类型多元化、年龄低龄化、作案团伙化的特点。
廉江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这些青少年的犯罪，主要出现在“双抢”（抢劫、抢夺）、故意伤害、偷盗和贩毒等领域。廉江市司法局曾做过统计，结果发现，青少年犯罪中，80%以上是农村人，学历一般都只是初一、初二。
犯罪群体主要源自辍学的学生群体，而学生辍学的直接原因是厌学。厌学也和当下整个社会的背景契合在了一起。
当下，很多农村孩子的父母都外出务工，孩子交由爷爷奶奶或学校老师照顾。但学校的教育，终究代替不了家庭教育。加上一些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功利化，都在助长着问题学生和辍学学生的出现。廉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曾做过调研，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满分是340分，但在初一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某中学有50%的学生三科总分加起来竟不满100分！
无所事事的危险
廉江市横山镇党委书记林广德介绍，横山镇18～35岁的青年有5.1万多人，有近20%的青年留守在家。
此前，在乡镇并校中，很多人都是在县城或乡镇中心读书。他们的朋友和生活圈，都在城镇，他们也已适应了城镇的生活，如今，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总跑到县城或在城郊晃荡。“当这些无所事事的辍学学生‘囤积’得越来越多时，他们就结伙、打架斗殴。”林广德说。
2011年11月前，横山镇254个自然村中，有50多个自然村的青年，以保护本村利益的名义，成立了青年会。但这个青年会的性质演变成了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等性质。
……
（据2014年1月3日《文摘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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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9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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