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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还原江青同志真实的历史

时间:2012-03-17 10:52来源: 作者:浩然

            浩然谈江青——有人故意丑化江青,我认为不应该...

                          还原江青同志真实的历史


  转帖此文纪念浩然同志诞辰80周年和江青同志诞辰98周年

   江青的名字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世人所知,那时候人们只知道: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她领导了文艺革命,推出十个革命样板戏。就是在她政治生涯鼎盛时期,也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有关她个人经历的宣传。毛主席逝世以后,那位“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捕。官方开始揭露江青的个人秘密——江青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反对毛主席,迫害老干部,是文革第一罪人;江青历史上是叛徒,三十年代的历史不清白;江青隐瞒自己的历史,混进延安;她和毛主席结婚,那些“真革命者”不同意,毛主席力排众议,以辞职相要挟,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同意毛主席与江青结婚,但有约法三章。等等,等等。在官方的宣传下,江青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总设计师设计的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程度也与总设计师的最初言论相悖。人们开始反思文革,反思文革第一罪人,从对江青二十多年的妖魔化宣传材料中,从那些《野史》、《正传》中开始解读江青,人们惊奇的发现历史完全颠倒了,给人以震颤的是:江青原来那么才华横溢。江青不但是一个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有着坚实的艺术底蕴的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心维护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好妻子。
    江青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贫苦的手工业家庭。父亲李德文是一个开着木匠铺、雇了一个徒弟的小作坊主。母亲栾氏从临沂逃荒要饭来到诸城,因年轻貌美,被李德文买来做了小老婆。
李德文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发家致富梦想破灭后,把烦脑发泄在妻子儿女身上。江青的母亲经常受丈夫的打骂,受族权、夫权的重重压迫,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江青一睁开眼看到的是父亲的暴虐,母亲的忍辱负重。江青的幼年生活充满了恐怖、凄凉,在她的幼小心灵里产生了对父亲的憎恶,对母亲的同情,对封建礼教、封建剥削的反抗。她看到母亲晃悠悠的三寸金莲无力躲闪父亲的拳脚,就坚持不缠脚,白天母亲给她缠上,晚上就撕掉。江青的革新脚,标志着她对封建礼教的最初的反叛。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父亲去世后,母亲维持生计都困难,没有钱供江青继续上学。母女俩在这年冬天,千里迢迢来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李云霞的家。李云霞的丈夫王克铭,只是个奉系军阀的下级军官,虽然欢迎江青母女的到来,但却无力供江青再去读书。江青在天津姐姐家住了将近两年。她这时虽然才十三岁,但十分懂事,整天帮助母亲给姐姐家忙家务,看孩子,非常勤快。一闲下来她就读书,天津是大城市,看书自学的机会很多,所以虽然没能上学校学习,但她仍获得不少学问,接受了好多新知识。她很爱听姐夫王克铭谈话。王克铭是下级军官,看到社会黑暗、军队的腐败现象比较多,经常作为茶前饭后家庭的谈资。这些对江青的教育很大,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到处充满了剥削、压迫、欺诈、弱肉强食,她更恨透了这个社会。有一次晚上,王克铭无意中谈到了共产党的事,江青很感兴趣,“共产党”,好新鲜响亮的名字,一下子占据了少年的心。她憧憬着共产党,领导人们打老财,把钱分给穷人,使那些有钱人再也不敢作威作福,受穷的人都可以昂起头,过上好日子,再也不会受气了。
    一九二八年底,江青母女随姐姐一家来到济南。姐夫王克铭是奉命调来济南的,生活仍没有多大变化。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道路。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心酸落泪了:“你一个还不到十五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但又考虑到王克铭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日渐困难,于是含泪答应江青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干。
    一九二九年春,江青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校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给两元钱的津贴。当时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是个资产阶级革新派,颇有声望,与梁实秋、闻一多等人都有密切关系。名为山东实验剧院,实际上不过是个高级戏班子,而学生则是名副其实的戏班子的学徒。
    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经历,是独立人生的第一步。在这里,展示了她许多优秀品质。刻苦学艺,专心自己的学业,在戏剧、乐器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绩,达到相当高的造诣,这是剧院师生所公认的。同时,她的叛逆个性得到进一步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一九三○年刚刚创立不久的青岛大学,由原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江青与他同乡。一九三○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在指导老师赵太侔的安排和照顾下,江青到了青岛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
    一九三三年一月江青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她还不满19岁。江青入党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江青为难了。她并不封建,她一直反对假仁假义的吃人礼教,可是这毕竟是要和一个青年男子朝夕相处啊!自己一个还没满十九岁的大姑娘,人家会怎么说呢?当然俞启威是个不错的青年,又是自己入党介绍人,可是自己对他一点也没有爱的感情,这样天天面对,多么尴尬呀。市委书记看出了她的犹豫,再三做工作:“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象舞台上演戏一样。”同时强调:“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想到这是为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做工作,江青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向市委书记,也向俞启威一再说:“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俞启威也是严格按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每次接头回来,他从江青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这时的江青叫李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吗,云鹤同志?千万不要熬坏了身体。”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俞启威及市委负责人纷纷被逮捕入狱,江青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在俞启威的姐姐俞珊的安排下,在青岛朋友的帮助下,这位十九岁的中国共产党员、贫穷的山东姑娘,满怀革命激情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俞珊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领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由于江青执意不恳按田汉的安排去做,田汉他们对江青的工作很冷淡。
    经过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江青找了份工作,是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这所学校是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
    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表现了她对社会对人生较强的洞察力,也说明这时的江青已具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马列主义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当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突然被捕了。原因是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江青与一地下党员第二次见面时被捕的。由于江青没有证据落到敌人手里,也由于党组织的营救,江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来。出狱时的江青已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徐明清带她到乡下去治病、疗养。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不愿在徐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烦,决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于是,江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探望了济南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丧失殆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虽然在一月份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红军完蛋了!”“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了!”
江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以演员身份回上海,改名为蓝苹,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这时的江青并不愿再去演戏。因为她有着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当学生演员的痛苦经历,又亲眼目睹了上海文艺界的所谓名人、党的领导者周扬、田汉、阳翰笙、廖沫沙等人的嘴脸,不愿意再步入演艺圈,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她十分愿意再去做工人运动,和勤劳的工农大众在一起,那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但她明白当时形势的残酷,自己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又上了上海反动警察局的黑名单,根本无法再回到她熟悉的、热爱的工人姐妹中去,那里时时张着黑网,遍地都是特务????,正等着革命者上钩。何况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安排。
    江青到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赶上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的演出工作。经过老师和同学的介绍,编剧导演的测试,决定让她主演该剧。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纪着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反映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妇女解放的话剧,江青主演的娜拉是一位反抗家庭压迫,向往自由人生的叛逆女性。
     江青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革命者。她不干则已,干则干好。既然答应党组织做演员,这又是接手的第一出戏,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演之中。她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时睡到半夜醒来,也马上摸出枕头下的易卜生的原着,用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着每一句话。为此,她多次失眠。
由于江青有高水平的认识,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刻苦认真的演出态度,并能虚心听取各方面正确意见,一心一意为观众着想,所以《娜拉》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据说鲁迅先生也曾前去观看。
    江青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受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派遣参加演艺界工作的,且不说她如何做好党组织交给的工作,就是公开活动就有:
    一、参加并主演话剧《娜拉》的活动;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参加演出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还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参加并主演话剧《大雷雨》;参加影片《王老五》的拍摄等。
    二、写了十多篇文章公开发表,如《我的职业经验》、《农村演剧生活》、《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人言可畏》等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光辉的文章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岁的江青,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寻找革命的归宿。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红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个阔老享受终生,也可以找个如意郎君厮守一辈子。她为什么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因为她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她是马列主义革命家!她要革命,要斗争,要改造中国和世界!
江青的历史没有什么不清白。 那些无耻小人用尽世间最肮脏的语言捏造事实对江青同志进行诬谤、攻击和咒骂!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只听到了夏衍的声音:“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因为是主演,而不是什么“文艺家协会”。自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演艺界,已经一年多,她自问是积极认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凭自己的实力,演赛金花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是自己这个演员的本职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话,立刻引起她的警觉:“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作为一个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很清楚,自从和夏衍相识以来,他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地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次让她主演他创作的《赛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后,她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演角色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十个导演九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些话也传到他们耳朵里。从此,江青惹恼了他们,埋下了祸根。这伙无耻之徒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散布江青的花边新闻,这些花边新闻主要产生在1935年10月到1937年6月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揭批“四人帮”时,竟然被当时的党报拿来大做文章。当时党报把《赛金花》定为卖国文学,称江青在上海争演《赛金花》。铺天盖地的大小报纸捏造事实对江青同志的人身进行恶毒攻击,更有一些下流文人写什么传记、野史对当年上海的那些无耻之徒散布的花边新闻添枝加叶、造谣诬蔑江青同志。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在网络上,那种下流诬蔑的语言不下万条。捏造江青的父亲是大地主。一会捏造江青同志1930年底在济南同一个黄姓商人的儿子结婚,但几个月后又离婚。一会又捏造江青同志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婚。污蔑江青同志在上海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时而和唐纳同居,时而和漳民同居,还跑到北京和黄敬同居。难道江青有分身术,有魔法,去办常人无法办的事情?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怎么可能结了离,离了结?一个19岁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以演员身份作掩护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怎么可能频繁的与男人同居,莫说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三十年代,就是及其开放的当今可能吗?一个频繁与男人同居的年轻姑娘,她怎么可能加入随时都可掉脑袋的共产党?怎么可能放弃大上海的安逸生活奔向西北的黄土高坡?江青能掐会算吗?算出她到那个黄土高坡会嫁给毛主席,算出毛泽东会夺取全中国。
江青,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自己的铮铮铁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证明了自己是忠于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战士;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战友、妻子;是中国最杰出的女性。

        浩然谈江青:
  “四人帮”倒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害怕又委屈。……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惨、需要帮助的。现在有人故意丑化江青,我认为不应该。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
  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惟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

注:
江青同志诞生于1914年3月17日
浩然同志诞生于1932年3月25日
网络偶然看到的,转来供朋友们参考。
对于江青的功过是非百姓了解的并不多,知道的大多都是道听途说,真假难辨,但是对于她的艺术作品与才华大家并不陌生,她领导了文艺革命,推出十个革命样板戏,深深留在了中国人民的记忆里,也永远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至今可谓经典之作。江青的确是一名女中豪杰。她对文艺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相信历史会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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