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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2017-10-10 15:08:41 来源：作者微信作者：百家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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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知识青年，赤脚医生在采摘中草药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赤脚医生”的兴起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赤脚医生?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其次还要读过书，最起码要小学毕业。生动性、通俗性、实用性、针对性是课程讲授必须考虑的。教授营养学知识，应避免“碳水化合物”是“能力的能源”这样的讲法，要说“糙米比白米补，焖饭比蒸饭补，吃蒸饭要吃米汤”等。
　　《赤脚医生手册》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在长达30年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50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20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在这部影片的宣传海报上，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形象成了“第三世界医疗界”的偶像。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李长明说。“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
　　延伸阅读：
　　毛泽东批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创造赤脚医生制度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在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向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
　　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和比，无异丁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 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赤脚医生史话
　　赤脚医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新生事物，指一般经过简单的医疗训练、“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略懂一些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群仅仅经过简单培训、没有编制的赤脚医生，凭着极其简陋的医药设施和走家串户的极大热情，担负起了数亿中国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并在人们心中积攒下永远的温暖。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当年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草原赤脚医生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赤脚医生在农村走家串户巡回医疗。　　但“赤脚医生”手中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70年代浙江嘉善县农村赤脚医生出诊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

　　在农村当赤脚医生　　当年的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合作医疗能够提供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匮乏，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红汞、碘酒和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此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工作落实到占人口90%的农民身上的，都是“赤脚医生”做的。

　　穿军装的赤脚医生　　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都曾产生世界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改善与西方关系，“赤脚医生”的事迹也随之传到国外并产生了很大影响。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